央行行长易纲面临新课题：金融开放并非“一放了之”

时代周报记者 王心昊 发自广州

自3月19日被任命为央行行长以来，易纲经历了不平静的一百余天。

这一百余天里，国内外资本市场暗流涌动：中美贸易摩擦再度升级，美国发动经济史上最大规模贸易战，同时美联储加息周期启动；国内去杠杆之下，违约潮袭来，市场情绪波动。央行如何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保持稳定，成为易纲面临的新挑战。

“一个不被市场和公众批评的在任央行行长，是不会在历史上站得住的行长。”易纲在2014年写下的这句话，令外界对他解决经济难题的方法充满期待。

“作为‘海归派’和‘学院派’，易纲相信市场经济的力量，坚信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一位央行系统官员对时代周报记者指出，深谙中国经济运行之道的易纲始终坚持循序渐进的改革方式，但他对于理想的彼岸，信念从未改变。

结构性货币政策有新意

近一个月时间里，易纲三次喊话中国股市。

6月19日和7月2日，易纲在讲话中多次强调对中国资本市场的未来“充满信心”。7月3日早盘收盘时，上证综指下跌幅度达到1.91%。外汇市场出现较大波动。在市场期盼权威解释时，易纲又一次站出来表示，“这主要是受美元走强和外部不确定性等因素影响，有些顺周期的行为。”易纲预测，当前中国经济态势仍然处于积极状态，“经济基本面良好，金融风险总体可控”。

自2017年7月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以来，金融实施严监管，去杠杆持续。受此影响，社融表外融资收缩，表外转表内趋势持续，同时社融增速出现放缓。

根据央行公布的数据，5月社融增长7608亿元，创22个月新低。社融增速放缓尤其是表外融资受限，使得部分企业资金链紧张。另一方面，债券违约潮的来袭，让信用风险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截至6月底，已有24只债券违约，债务违约金额达233亿元。而中美贸易摩擦对于中国金融市场的影响尚未明朗。

易纲上任后，面临经济大环境的变化，央行在政策工具使用上已呈现诸多新意：权衡稳增长与去杠杆，采用结构性货币政策。

从年初的普惠金融定向降准落地，到6月初央行决定适当扩大中期借贷便利（MLF）担保品范围，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绿色经济等领域的支持力度，并促进信用债市场健康发展，再到7月5日起央行下调相关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以支持债转股和小微企业融资，均是央行采取多种措施结合使用的结构性货币政策。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法与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尹振涛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采取结构性货币政策操作，能够实现资金的指向性滴灌，“避免水源再度流向国企等高杠杆主体，更好地将有效杠杆率控制在合理水平之上”。

频频出手的结构性货币政策，体现了易纲作为一名学者型官员的工作风格。

早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货币政策》一文中，易纲就指出，渐进式改革模式意味着货币政策工具将有一个必然的转轨时期，其间新旧政策工具平行和交叉运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孰轻孰重、如何取舍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在实践中搭配使用多种政策工具，妥善处理好新旧政策工具间的关系，不断提高货币调控的艺术。

金融开放并非“一放了之”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年，也是中国金融迈向世界的40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需要中国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去拥抱世界，也需要强而有力的金融体系作为支撑。

对于金融改革而言，“扩大开放”与“加强监管”是绕不开的两个关键词。

金融扩大开放，将打造更加健康而富有效率的金融体系。据央行官网梳理，上任至今，易纲会见了10名央行行长、2名开发银行行长及1名副总理、1名财长。会面交谈内容虽有区别，如与美联储主席Jerome H·Powell谈及货币政策，与瑞士财长Ueli Maurer和瑞士央行行长Thomas Jordan探讨加密货币等，但几乎都涉及金融合作。

“金融开放绝不意味着国门大开、一放了之。在开放过程中，一要加强金融监管；二要坚持持牌经营。”5月29日，易纲在2018金融街论坛年会上如是谈到金融开放，这也是他上任以来第三次公开谈金融业开放。此前，在3月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易纲提出了金融业对外开放的三条原则；随后，4月博鳌亚洲论坛上，易纲宣布了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具体措施和时间表，“中国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易纲重申。

“加强金融监管和进一步推动金融开放，两者之间并不矛盾。”尹振涛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一方面，加强监管才能为金融市场带来稳定性，从而为提高开放水平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引入国外的金融机构，将倒逼国内金融行业的合规化进程。

在中国当前面临的各类风险中，金融风险尤为突出。

4月末，以央行为首的“一行两会”发布了《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这份文件，是中共十九大确立“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以来，监管机构出台的首个金融监管制度，并在3月底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5月，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全国政协“健全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体系”专题协商会上说了四句话：“做生意是要有本钱的，借钱是要还的，投资是要承担风险的，做坏事是要付出代价的。”

“决策层计划用三年左右的时间，有效控制宏观杠杆率，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在新的监管框架中，央行被赋予更多监管权，也意味着担子更重。”上述央行系统官员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该人士同时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人民币国际化的趋势不会改变，“金融监管和人民币国际化，都是金融改革的重要抓手。”

“央行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桥头堡。” 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近期央行在国际平台上的姿态充分显示出，人民币国际化对提升金融开放程度具有重要意义。

“不可能三角”难题新解

“受制于国内外复杂的经济金融环境，未来两三个月国内，经济金融走势挑战会比较大。” 如是金融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管清友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今年三大判断：金融周期顶部导致流动性退潮；产能新周期底部导致经济L型韧性；中美贸易战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兼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任泽平，在6月26日发表的报告中写道。

对于易纲而言，要在如此复杂的难题中取得平衡，是对央行行长一职的真正考验。

在现代金融理论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蒙代尔不可能三角”（Impossible Triangle）：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流动自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只能拥有其中两项，而不能同时拥有三项。如果一个国家想允许资本流动，又要求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那么就难以保持汇率稳定。如果要求汇率稳定和资本流动，就必须放弃独立的货币政策。

1993年，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担任教职的易纲和他的同事汤弦联合发表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用“等边三角形中任何一点到三个边的垂直距离的和是常数”这一数学原理，证明了“不可能三角”。

时隔23年之后，2016年4月14日，美国华盛顿。时任央行副行长的易纲，和时任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展开了一番对话，围绕以人民币汇率展开，双方的核心思维框架仍然是“不可能三角”。现场听众顺势问了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一方面要基于市场供求，一方面又说要维稳，这是否矛盾？易纲对此并不否认：“我的确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矛盾的，但短期内我们需要权衡利弊和成本。不过长期来看，市场供求是第一考量。”但易纲继续解释，“不可能三角”理论可以灵活运用，“即中国可以在三角的每一条边上都取其一部分，并结合三者，总体加起来仍等于二。而我的工作就是对其做一个最优结合。”

“易纲的观点可以看做是对于‘不可能三角’的新理解。”一名在珠三角地区从事金融理论研究的金融监管体系工作者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不可能三角”在中国的金融工作中面临现实的局限，不少经济学家正在逐步拓展其相关理论。该名研究者指出，在中国当前金融风险较大，经济金融体内杠杆较高，房地产泡沫膨胀的前提下，不可过分相信“不可能三角”，而货币政策调控的基本框架，也需要逆周期的行政干预作为重要手段。

与经济增长启动期相比，身处维持经济增长期的央行，面临的任务大不相同。央行行长易纲，仍需面对鱼和熊掌如何兼得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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